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无疑是最重要的标志。然而，同样都是大手笔，但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眼里，此次中央政府在支出方面的政策却比1998年时更具特色。刘尚希总结了本轮支出政策的五大特征。在他看来，这些各具作用却又彼此关联的支出政策将会综合发力，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综合影响。

　　为贯彻此轮积极财政政策，日前中央已决定新增1000亿元投资主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到2010年底，中央投资安排达到1.18万亿元、带动大约4万亿元投资规模。

　　刘尚希说，此轮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中央支出规模比上次明显扩大，预期带动社会投资的规模也更加庞大。之所以有如此变化，一是基于此轮金融危机明显比1998年范围广、影响深，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力度更大；二是经过10年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规模已是今非昔比，如果没有足够庞大的政府支出规模，很难撬动相应的社会投资规模，更难对整体经济产生明显影响。至于这么大一笔资金从何而来，在当前我国财政收入由于制度性减税和经济性减税而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这确实是个问题。我想主要靠扩大赤字，发行国债，虽然这会影响到2009年乃至2010年的预算，但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的赤字和国债规模占GDP比重还相对比较低，发债的空间相对较大，财政风险整体上还在掌控范围之内。

　　此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政府增加的投资，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灾区恢复重建。刘尚希说，1998年，中央扩大投资的目的和作用主要都体现为带动社会投资，此番扩大投资同样带有这样的目的，如对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必将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但除此之外，本轮投资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还具有带动消费的作用，如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电网的投资，在改善城市低收入群体、农民群众生活条件的同时，自然也会刺激他们对于家具、家用电器的消费需求，甚至有的投资本身就是消费性投资，如对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资，本质就相当于为老百姓向社会购买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服务和产品。

　　此轮财政政策转向，国家将重点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刘尚希说，从中可以看出，国家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政策比起1998年时更加倾向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述诸多领域，既属民生，又关消费，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体制改革，将有利于改变民众对于未来的预期，消除其后顾之忧，进而鼓励他们投入当前消费。同时，支持加大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切实提高食品药品质量安全水平，也有利于为居民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安全的消费环境，从而使其得以放心消费。扩大政府这方面的公共消费，既可以直接提升消费率，又带动居民消费，促进民生的改善，这样同时也就扩大了消费需求。

　　国家将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贴标准，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农民收入。刘尚希说，财政补贴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亮点，不仅力度前所未有，效果也值得期待。尤其是在对农民的补贴方面，不仅仅是通过发钱增加其收入，增强了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补贴，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意愿将可能因此而增强，这将会对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近期，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提升消费信心；远期，可调动农民扩大农业生产积极性。

　　国家将加大对基础性和公益性科研的稳定支持力度。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加大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落实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健全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大力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刘尚希说，此次财政支出政策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不仅要以支出促进经济“数量”的增长，更要以此促进“质量”的提升。如从上述支出措施就可以预期，政策将在两个层面上产生深远影响：微观层面，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缓解当前外部需求萎缩带来的经营压力；宏观层面，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